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这问题有点尴尬

考古发现 2020-04-20 09:13奇闻网www.qiwenkd.com
陕西某县闹旱灾,村子里的人认为只有除掉“旱魃”才会下雨。在寻找旱魃的过程中,村民们从地里挖掘出了一具栩栩如生、保存完好的女尸,棺材中还有许多陪葬的精美器物……
 
盗墓小说《鬼吹灯之龙岭迷窟》描绘的这段故事,最近改编成影视剧,颇受好评。而这一切,其实离真实的考古很远很远。
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
 
寻宝VS打怪
 
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这问题有点尴尬。
 
盗墓实在太火了。小说《鬼吹灯》盛行于2006年,如今十多年过去,热度有增无减,每每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总能引发一番热议。
 
孔子不喜欢谈怪力乱神,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还是挡不住人们对死亡的窥探欲。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精美绝伦的墓中宝藏背后,隐藏着什么神秘故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盗墓,很少会有人注意到高冷的考古学。
 
2007年,由李君纪实小说《关中盗墓贼》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墓道》上映,揭开了古老盗墓行业的神秘面纱。
 
 
剧中,杨家村发现的编钟上缴后,北塬师大历史系教授费清通过对编钟的鉴定,讲述了古代的随葬礼仪、编钟的成因。他还运用专业考古知识,分析出编钟少一只、墓主人的身份并不高、年代为西周晚期等信息,“圈粉”不少。
 
通过土的成分、土质来判断墓葬的身份等级,利用文物铭文、纹饰来鉴定器物的时代和真伪,是考古人的拿手功夫。现在看看,这部早期的盗墓题材影视剧,传播了正确的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知识,文化价值还是很高的。
 
然而,近年来翻拍的《盗墓笔记》《九层妖塔》《寻龙诀》等影视作品,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赢得更高的票房,运用特效技术,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鬼怪僵尸,完全忽略了盗墓题材对考古学知识传播的功能。
 
2016年的电影《盗墓笔记》,在“蛇母陵”穴中,出现许多充满玄幻色彩的场面,甚至有蛇母幻化成形变成妖怪打斗的设计。《寻龙诀》《九层妖塔》《木乃伊2》等一系列影视作品中,也多出现妖怪打斗、迷信、探险的情节。真正的考古元素,却被弃之不用。
 
 
借助这些明显是艺术加工创作的作品,许多人完成了考古知识启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曾对上海中学生进行公众考古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们对考古的了解,绝大多数是来自新闻媒体和文学影视作品。有一半的中学生对考古学家的印象关键词,选择了“挖土的”和“围着骷髅转的”两个选项。他们看待考古学的目光,基本还是带着猎奇的色彩。
 
这种误区又何止是体现在心智未成熟的学生身上?
 
随着盗墓小说的风靡,一时间,盗墓这一违法犯罪活动,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的读者甚至受到“启发”,想去从事盗墓行当。在近年来审理的诸多盗墓案例里,盗墓小说还成为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的“作案指南”,让人哭笑不得。
 
数据统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座古墓被盗。盗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今,盗墓题材作品的火热,又为严峻的文物保护工作形势敲响了警钟。
 
 
印章VS金饼
 
看似“近亲”,盗墓实乃考古最大的天敌。
 
正如考古学家王巍所说:“盗墓者往往只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拿走,使得这些随葬品成为一个个孤零零的古董,更有甚者,为了销毁罪证,在盗取之后会将墓穴一把火烧掉。”
 
盗墓关心的是财富的价值,金银珠宝和玉器文玩是盗墓者的最爱。为了得到财富,他们并不会在意墓穴、棺椁、普通陪葬品的状况。对于一些较坚固的古墓,甚至会采用爆破方式直接炸开墓穴,这会导致整个墓室结构受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而在考古人眼中,墓中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文化的价值。通过墓地里埋藏的古代植物种子,可以了解当时种植业发展状况;通过陪葬的陶瓷制品在种类、器形、材质、颜色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分析古人生活状态的发展变迁;通过壁画的内容和规律,可以探索古人对死亡和死后的世界观以及社会宗教信仰。
 
考古学家许宏认为,考古学有两大魅力。
 
首先是发现之美。考古人通过调查、钻探、发掘这“三把刷子”,去探究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但仅限于发现是不够的,如果只有发现,会让人感觉考古恐怕和猎奇与“挖宝”还是挺相近的。
 
 
其次是思辨之美。考古人经常把自己形容为侦探,收集支离破碎的材料,再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思辨,到最后力图尽可能地拼合历史的碎片,最终迫近历史的真实。
 
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于2015年11月14日开始发掘,此后几个月里,尽管发现了诸多证据,将墓主身份指向汉武帝之孙刘贺,但按照考古规范,仍不能就此贸然断定墓主身份。
 
直到2016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在墓主遗骸的腰部位置发现了一枚白色玉印,刻有“刘贺”二字。这枚墓主随身携带的私印,成为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
 
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这枚玉印的价值,肯定没法跟墓葬里那些明晃晃的金子相比。
 
 
海昏侯墓是座“黄金大墓”,出土金器478件,合计115公斤,金饼、马蹄金、麟趾金无所不包。金饼的纯度在99%以上,就算忽略文物属性,这些黄金当成普通金子卖,也能换一笔巨额的财富。可是,要论文化价值,这枚玉印显然更显珍贵,千金难易。
 
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对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意义重大。如此大的高等级墓葬,历经两千年岁月,基本没有被盗墓者破坏,完全是个奇迹。
 
相比之下,河南安阳的“曹操墓”就倒霉多了。尽管符合史料关于曹操墓位置的记载,国家文物局也于2009年12月27日认定其为曹操墓,但该墓在发现之时早已被盗得千疮百孔,文化信息不完整,留下了许多遗憾。
 
即便墓中发现了60多块“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证据仍显单薄。缺乏关键物证,使“曹操墓”陷入了长期质疑中。
 
也许,能够证明安阳高陵墓主身份的有力证明,早已随着盗墓者的一次又一次光临而流落他乡,甚至损毁殆尽。真假曹操墓的争议,只能带进下一个百年,甚至下一个千年了。
 
 
考古VS考未来
 
我们现有的知识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认知偏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考古“不仅是发现一个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伟大的精神回归”。考古不但是与死后世界的深入对话,同时,世人也在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逐步解开失落文明所留下的巨大谜团。
 
比如“火烧阿房宫”。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给人们勾勒出了一幅金碧辉煌阿房宫的场景。
 
2000多年来,人们的常识是阿房宫最终因西楚霸王的一把火,而化为灰烬。然而根据多年的考古发掘,现在我们知道,阿房宫根本没建成,更谈不上被项羽付之一炬。《阿房宫赋》“骗”了我们所有人。
 
 
比如“蔡伦造纸”。
 
造纸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蔡伦发明造纸术曾是教科书里的“定律”。然而,1957年6月,人们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土室墓葬,考古工作者在一青铜镜上,发现了包装纸。从此,世界上最早的纸改成了灞桥纸,这纸比蔡伦早了几百年。
 
当然,从文化、文明的视野看,考古还有更宏观更深远的意义。
 
研究早期历史,文本缺失,主要靠的是考古。有了殷墟甲骨的发现,中华文明得以上溯到3500年;有了龙山、大汶口、二里头、良渚、红山、石峁等一系列发现,才能证明中华文明5000年并非夸大。
 
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发展,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打开了全新的窗。
 
 
过去,中国人有个基本观点是“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筑城是中国一大“特产”,引申到精神上,就寓意着保守、封闭。可考古实践发现,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喜欢把人困在围城里。
 
从二里头到西周,中国一直处于“大都无城”的开放时代。看来,《左传》里所说的“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并非是句大话。“大都无城”是一种自信,这样的文明才能有交流,有碰撞,有融合,有发展,才是一个不间断文明该有的底色。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东西都是三千多年甚至五千多年前的事,跟我们现在的中国、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吗?”
 
任何事物往前追溯,一定会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曾说过,考古学使我们能把各国的早期历史,作为人类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历史,是当下的镜子。
 
回望中华大地,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始终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它们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此种现象,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
 
 
但是后来,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陷于停滞,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趋势逐渐抬头。早期有辽河的红山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再晚一点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流域率先发光,之后,长江流域与中原此消彼长。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开始闪亮。最后,多元趋于一体,到了二里头时代,文明形成“月朗星稀”的状态。
 
是什么力量造成了此消彼长,又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中华文明的逆势崛起和绵延不绝?弄明白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全球变化,仍有启示价值。
 
看似孤立的中华文明圈,其实从来不曾自外于世界。从几百万年前的人类潮、一万年前的农业潮、五千多年前的青铜潮、五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潮,到我们当下正在发生、接受的信息潮、数字潮等,这些文明大潮波涛汹涌,席卷全球,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考古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望,也是一个文明延续、演变到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模样。它研究的是过去人们的生活情况,探索的却是未来人类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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