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地下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在台湾被判死刑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
香港《亚洲周刊》
原题：追寻“匪谍”沧桑 探索国共和解
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在台湾枪决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异见人士，甚至牵连了一些与政治无涉的老百姓。2000年，还是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曾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 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历史，为逝者的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作为一名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其中，本文的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当年许多震动人心的秘密。)
徐宗懋
如今，两岸新世代大多忘却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1她在台湾被判死刑
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被枪决，朱谌之(1905年～1950年)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我在大陆的《老照片》系列书籍中发表了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写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尤其著名的是，在“吴石案”中，国民党原“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杀。
相关的照片首度刊载在《老照片》里，立刻引起注意。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2血淋淋的老照片
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朱晓枫，她看到的那些老照片是如何与世人见面的。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
参观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大量感言，也出现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者，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反应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独的人，因为展览客观地指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说我们“扭曲历史真相”，还透过他们掌控的政府机器施压，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3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委会”、“台 北市工委会”等组织。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
朱谌之也是被蔡孝干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接触，取走了吴石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向蔡孝干报告工作。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
4“母亲的遗骨能从台湾回大陆吗?”
2002年，朱晓枫透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由南京赶来看我。74岁的朱晓枫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
陈修良的文章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