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清末广州民众冲进衙门围攻官员抗议洋人入城

在比邻而居二百年之后，这些漂洋过海的欧洲人，成了“大门口的陌生人”。恰恰是在与洋人最长期交往、本应最熟悉他们的广州，围绕是否允许洋人入城，纷争延绵不绝。

广州城被城墙围着，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

清道光二十五年腊月十八日，也就是西历1846年1月15日，广州知府刘浔乘坐一顶蓝呢大轿，在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中前往府衙。抵近那座蹲据石狮子的建筑时，衙役、轿夫们发现，一个“粗野的苦力”正大模大样地坐在路中间，挡住他们的去路;临近街市还聚集着几千围观市民。

这个近乎挑衅的举动，让刘浔又惊又怒。在他的喝令下，衙役们一拥而上，“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但，出乎他的意料，几千市民纷纷鼓噪起来;他们斥骂刘浔，“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广州府志》)……

刘浔惊恐不已。他意识到，他与英国人秘密接触、商议入城事宜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正值入城纷争持续几年、千万广州市民群情激昂之际，此举不啻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赶忙命令衙役们带上那名苦力，尽快回到衙门。

然而，几千民众不肯放过他。轿子又一次上路后，他们不依不饶地一路跟随。片刻之后，在府衙门口，“退却演进为一场骚乱”。魏斐德后来写道：“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了他的官服。他们大喊大叫，‘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

在大群乱民气势汹汹的追赶中，刘浔从后花园侧门逃了出去，躲进广东巡抚黄恩彤的府邸。入夜时分，两广总督耆英也赶忙贴出榜文，宣称刘浔已被罢职。然而，这一切无法安抚愤怒的广州市民。深夜，他们依旧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并且宣称，只要天一亮，他们将洗劫城外的十三行，并袭击那片大约21英亩、几乎与世隔绝的旧商馆里的三百个洋人。

码头与“Cities and Towns”

1843年6月4日，当爱新觉罗?耆英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办理广州开埠通商事宜时，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耆英接触“夷务”始于1842年春天。这一年，战火从广东蔓延到浙江，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定海沦陷、镇海丧地、宁波失守、慈溪易帜……在六百里加急的马蹄声中，耆英由盛京将军转任杭州将军，主持议和谈判。乍浦、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后，他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相对而泣”;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他表达着自己的痛苦与两难，“战无长策，惟有羁縻”，“而羁縻又无从措手”(《筹办夷务始末》)……

但他很快从“战亦难”、“和亦难”的悲观中摆脱出来。8月24日，在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他见到了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尽管翻译马礼逊不断恫吓，但他发觉璞鼎查并非蛮横无理之辈。五天以后，8月29日，当他踏上下关码头附近的康华丽号战舰、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英南京条约》时，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

这份共计十三条、后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文件，第二款这样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耆英后来强调说，按照中文惯例，所谓港口指的是城外的码头;而在璞鼎查等人看来，它泛指港口所在的城市，即条约英译本的“Cities and Towns”。这种语意分歧，为耆英赢得了折冲樽俎的空间。

当年九月，耆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办闽浙两省开埠通商事宜。在他的主持下，马拉松式的《五口通商善后条款》谈判进行着。璞鼎查坚持入城，并“自择基地、建造夷馆”;耆英则不断诉苦，他说，该条约已得到皇帝的御览，出尔反尔的话，谈判很可能破裂;他半是劝告、半是恫吓地提醒，洋人大举入城的话，华洋冲突势在难免，中国民众也必将“群起而攻之”……

在耆英的软硬兼施中，璞鼎查让步了。不久，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租借何地，“英国管事官每年应通报中华地方官，转报立案”;也就是说，大举进城、“自择基地”的蛮横，被双方会商、公平租借的措施折冲了。

耆英趁热打铁。很快地，被紫禁城视为又一个胜利的妥协出现了：中方提出设立专门的租界区，限定界址、“不许逾越”;在一份秘密奏折中，耆英谈到，这是以往广州商馆区的翻版，这么一来，不仅可避免华洋杂居，祖宗的旧例成法也可延续。而在璞鼎查看来，经营一个“国中之国”，也比散居在各处城乡更加安全、更为方便。于是，在双方的皆大欢喜中，又一个协议达成了……

两个回合下来，耆英被视为“夷务干才”、一代能吏。满朝沸沸扬扬的赞叹之外，对臣子一向殊少褒勉的道光皇帝，也认为耆英长袖善舞、“事无不妥”。正因此，1843年初夏，在广州入城纷争久拖不决、华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耆英才被派赴广州，接手开埠通商事宜。抵达广州不久，他很快贴出一纸榜文，宣称洋人将不日入城、开辟租界;他并且警告说，倘有妄言抵制、聚众闹事者，他将毫不留情，一概“明正刑典”。

这一纸榜文，捅了一个大马蜂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