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特工策反东北滇军之谜

设在北平（今北京）的“军调部”，即“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专门“调处”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冲突的一个机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旨在“和平建国”的“和平协定”。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仍坚持其一贯的反共立场，不但视“协定”如一纸空文，还利用“和谈”的机会加速向内战前线调运部队，并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进攻。因此，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冲突一直未断。“军调部”就是为了“调处”这些冲突而成立的。它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美国方面的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冲突情况，“军调部”下面又分别成立了36个“调处小组”，以对各地发生的冲突就地“调处”。

1946年4月底5月初的某日。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从延安飞往北平。

美方代表团的飞机里，坐着一名中共的敌工人员。他的名字叫刘浩。几天前他还叫刘建，而在云南时他叫刘若坚。

这一次从延安到北平的飞行，是美方代表团的一次正常的工作飞行。

在随机人员中，却有一位神秘人物。他，文静，白皙，个头不高，貌不惊人。他这时的名字叫刘浩。

在几天前，他的名字还叫刘建。

而刘建，几年前在云南时，他的名字却叫刘若坚。

刘若坚，貌不惊人，却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地下省工委的领导下，他就已在云南，特别是“滇军”上层，做过许多统战工作了。他巧妙地运用各种关系，不但“结识”了喊一声震天、跺一脚撼地的“云南王”龙云、卢汉，还与大名鼎鼎的滇军实力派人物张冲、卢浚泉、曾泽生、潘朔端等有不少交往。1942年，他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当记者。周恩来和董必武指示他，要继续与云南地方的那些实力派头面人物保持联系，尽一切可能继续争取他们，以有利于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刘若坚即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又利用妻子禄时英既与龙云、卢汉同是彝族，又与两家沾点亲带点故的关系，进一步对他们及滇军上层的有力人物继续展开争取团结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到1943年底，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建立了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之后，刘若坚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改名刘建。

这天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云薄天青。飞机在平稳地飞行。同机的中外人士指点着机身下的黄河、太行等秀山明水，有说有笑，神情都十分轻松愉快。刘浩静静地坐在一旁，用赞同的微笑参与大家热烈的情绪“会餐”，不言不语，像一个世面见少、世故未谙的大学生。

其实，他此刻的心情比谁都激动，心潮比谁都汹涌澎湃。他的寡言、沉静，只是不想引起旁人对自己的过多注意而已。

因为他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

朱德总司令一说之后，他立即想起了许多他所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几天前的4月26日。

那天，他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毛泽东主席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央组织部突然派人来通知他，说朱德总司令要见他，让他同爱人禄时英一起，马上到王家坪总部去。总司令召见，必然有要紧大事。激动之余，他连忙招呼爱人，三下五除二整理了一下着装，就匆匆赶往王家坪总部。

他们赶到总部的时候，见那儿已等着几个人，分明也是等待总司令接见的。其中，刘惠之、苏民等几人是他认识的，另外几个他不认识。但听他们一口的云南乡音，知道他们都是云南老乡。他不知道总司令是一起召见他们，还是单独召见他夫妻俩。如是一起召见，他判断，那就准与云南老家的事有关。总司令是“老云南”了，算得上是半个“云南老乡”。当年总司令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跋涉到云南投军从戎，带兵转战，护国讨袁，最后又为了寻找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离开云南，可以说，他的革命之路是从云南开始的。现在内战气氛日紧，云南的地方力量雄厚，总司令是不是要叫大家“打回老家去”工作了？

刘建正自想得头头是道，朱德总司令来了。他先亲切地同大家逐个握手，询问了一些大家的学习、生活、身体等情况后，就笑着说：“你们都是云南人，我也是半个云南人啊。我是四川仪陇人，年轻的时候就到昆明，先是进云南讲武堂读书，毕业后在滇军里当司务长，然后就当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蔡锷将军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所以我也是半个云南人啊。我们今天是老乡见老乡，格外亲三分哪！”

被总司令这一说，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今天被总司令接见的，连刘建夫妇在内，一共有八个人。八人中，有资格老些的，当然也有资格嫩些的。资格嫩些的，初次见总司令这么大的首长，未免拘束。这一笑，就把所有的拘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于是，会见的气氛马上轻松热烈起来。

“大家一定都在猜想，喊你们来干什么了吧。”总司令见大家都有点按捺不住的样子，就呵呵笑着说：“既然是老乡相会嘛，总要有点关于老乡的事。今天我要同大家商量的，就是有关‘云南老乡’的事。你们都猜着了？”

刘建与总司令比较熟悉，就说：“蒋介石蠢蠢欲动，看样子内战非打不可，总司令是不是要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朱总司令笑着说：“算是给你猜对了一小半。”顿了顿，朱总司令加重了语气，神情也随之严肃起来：“不错，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八年抗战已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竟然肆意重燃内战战火。他已经把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都陆续调到东北来打我们了。两个军到齐后，滇军的兵力就占东北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假如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滇军站到反对内战的行列中来，争取一部分滇军起义，那么你们看，对全国的反蒋形势，对我们集中力量消灭东北其他国民党军队，将会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原来如此。看样子，组织上可能是要让自己到东北去执行“策反”滇军的特殊使命。刘建立即想起了那些以前就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对东北战局，刘建还是比较清楚的。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就是要控制东北。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并先后派遣了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率20000名干部进入东北；同时抽调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三旅和渤海、鲁中、胶东、滨海等军区部队各一部共约6万余人，陕甘宁第三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晋绥、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连同先期到达的冀热辽部队八个团，共十余万人的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由林彪、彭真、罗荣桓指挥。

对抢占东北地区的重要，蒋介石当然也很清楚，只是由于抗战期间他远在大西南，现在一时鞭长莫及，动作上慢了一步。他急忙央求美国政府提供飞机、兵舰，也分别从陆路、空中、海上，迅速向东北大量增兵。1945年10月底，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首先海运了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攻占了山海关，并沿北宁铁路攻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针对蒋介石的汹汹来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于12月28日再次经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要求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准备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起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之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转入反攻。

这期间，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艰苦谈判的时候。谈判的结果，“和平协议”签订，并决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在全国实现停战。可蒋介石竟突然声称“停战”不包括东北地区。他除了继续增调“国军王牌主力”新编第六军和新编第一军等赶往东北外，还于2月8日命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挥师”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大举进攻。从葫芦岛登陆的新六军，一上岸即与第五十二、第十三军等一起，兵分三路，由锦州沿北宁路向沈阳疯狂攻击，并于3月13日攻占了沈阳。于是，就形成了“停战”之后还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蒋介石的目标，当然是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完全赶出东北。但是，要把共产党完全赶出东北谈何容易！于是，蒋介石一手撕毁了自己答应的只运五个军（第十三军、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到东北的约定，又于4月中下旬，命令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分别从越南的海防港和广西的北海港，分批登船北运，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对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已开始分批抵达东北这一点，刘建是刚才听总司令介绍后才知道的。只听朱总司令继续说：

“我们要在东北着重做好滇军的工作，不但非常必要，也有这种可能。首先，滇军一直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矛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大都有不满情绪；其次，滇军中的不少官兵受当年护国讨袁的革命影响，有比较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迟早会看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我们过去就同龙云有统战关系，这在滇军的一些将领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在滇军将领中我们也已有过不少接触，并且已在滇军中建立起我党的地下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刘浩知道，现在主要由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两个军组成的滇军，是龙云全力经营起来的。可称之为龙云的“嫡系滇军”。抗战爆发后的 1937年8月，龙云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面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相谈甚欢，并受极大鼓舞，当即表示，云南也要学共产党的爱国抗战精神，愿将云南“全部人力物力贡献国家”，为神圣抗战牺牲到底，并当即与朱德交换了密电码，与延安建立起了秘密联系。这两个军就是从那以后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龙云一直与中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统战”关系。不用说，与龙云的这一“关系”，在滇军上层基本上已属“公开的秘密”，肯定会影响到滇军的思想情感。因此，这一有利条件，应该说已十分具体、实在。

朱德见大家都听得很专心，就提高了一点声音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你们都是云南人，在滇军中总有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故旧，总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老乡的关系，同学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等等，去做他们的工作。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不要去作那些无谓的牺牲，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把滇军争取过来，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意见？”

当然同意朱德总司令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总司令的一席话，早已把大家的工作热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妙棋，也都认为自己有条件为实现中央的这一方针尽“一分绵薄之力”。于是，总司令一说完，大家就都争相报告，说他有一个兄弟在滇军，他有几个同学在滇军，他有什么亲戚在滇军等等，纷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

刘建当然更兴奋异常。对滇军，他似乎比他们还更有“发言权”。他听“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积极要求，所认识或熟知的朋友、老表、同窗、同事，基本上是在滇军的下层工作，而他则不但与龙云、卢汉这样的云南“大佬”有相当关系，与此刻正率军进入东北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等，也已打过不少交道。显然，他的工作条件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位都高出一筹。于是，他也就当仁不让，明确地向总司令提出：他的条件比谁都优越，请组织考虑，能让他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看着刘建那副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总司令呵呵地笑了。晚上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地叫刘建和禄时英坐在他的两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他们说：“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同意你的请求，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一任务了。”停停又说：“你先开始做些必要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详细谈话。”

随后的两天，刘建夫妇几乎夜不成眠。太激动了！一是领受了这样光荣的使命，二是除总司令亲自点将，中央其他首长还要给他面授机宜。两人一面积极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些准备，一面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召见。

毛泽东说：“你们到东北之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少奇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保护好自己！”

过了两天，中央组织部派人来通知他俩：“总司令有令，马上去枣园，中央领导召见。”

刘建和禄时英急急赶到枣园，先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朱总司令已候在窑洞门口，见他们来了，连忙高兴地说：“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带你们去。”

啊，毛主席接见！刘建和禄时英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

两人高高兴兴地随总司令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正忙着起草一个文件，见他们来了，放下手头工作，站起身来。总司令把他俩介绍给毛主席后，刘建连忙趋步上前，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握着刘建的手说：“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啊！”接着就具体指示说：“你们到东北之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必须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这项工作。高树勋原来是西北军，是冯玉祥的部队。对原来张学良的东北军，龙云和卢汉的滇军，我们也都要对他们做好工作。中央研究，滇军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由他们向你交代。”

毛主席的指示高屋建瓴，精确有力。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刘建夫妇对任务的艰巨和光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准备和认识。

告别毛主席后，两人就随总司令来到刘少奇住的窑洞。

刘少奇曾到中央党校给刘建他们讲过课，应该算是“认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都非常敬重他。刘建知道，平时也经常听同学们提起，少奇同志长期领导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是党内白区工作的权威和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央决定东北的滇军工作由他和总司令直接领导，正说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刘建心想，今天能直接聆听少奇同志的指示，真是三生有幸，一定要好好把首长的指示记住记牢记准确，并慢慢融化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限制，不能作笔录，他只好凭借自己平时练就的惊人记忆能力，专心致志，把首长的每句话都深深刻进心里。

刘少奇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说话不紧不慢，条分缕析：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想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但是，蒋介石违背人民意志，阴一套，阳一套，一面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一面调集大量军队到东北和各个解放区，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

“蒋介石以为他有美国人支持，有美式装备，几个月内就可以占领整个东北。那是他的一厢情愿，吹牛皮。东北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有3000多万已经饱受战火之苦的人民群众，还有我们的10多万部队，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志，阴谋决不可能得逞。中央已经决定，现在蒋介石凭借其绝对优势的兵力疯狂进击，我们就采取在南满消灭其部分力量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丢几个包袱（指几个大城市）给他，让他背上，我们则一面进行自卫还击，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在广大的乡村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把国民党军队消灭干净。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实现这个斗争任务的过程中，要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积极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央已经确定刘建同志去东北做滇军的策反工作，并确定由我和总司令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第二，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上层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总司令插话说：“我可以给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写封信给你带去。”

刘少奇态度严肃地对刘建说：“对他们进行策反，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又是一项比较长时间的艰苦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但要是搞不好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刘建同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你不但要有信心，有胆量，用你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还要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保护好自己。”

刘建听着，不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少奇同志是从敌人的刀山剑丛中拼杀过来的。从20年代起，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他曾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啊！可对一个部下，他表现出的，却是如此深沉的情感和真挚的关爱。他感到，少奇同志对自己说的，不只是一位首长的重要指示，更是一位同志和战友对自己的深深期望和殷殷嘱托。

“掉脑袋”当然是刘建从参加革命时起就已准备着的，决不会因此动摇退缩。他此刻心中最没底是如何完成任务。他坚定地表示说：“请中央放心，虽然我离开云南已有几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困难肯定很多，但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就是牺牲生命也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刘少奇热情地握住刘建的手说：“很好。”想了想，又说：“你到敌人内部去工作，为了防止任何不必要的意外，得改个名字；你现在延安用的刘建这个名字不能用，原来在云南用过的刘若坚那个名字没有特殊情况最好也不要用。看看，叫什么合适？”

刘建想了一下说：“那就叫刘浩吧；刘浩，挺响亮的。”

“好，就叫挺响亮的！”刘少奇笑了。然后叮嘱：“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

最后，刘少奇又交代：“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原因，时英同志这一次就暂不和刘建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包括时英同志。你们认识的刘惠之、苏民等也都要陆续过去。他们要晚些时候才行动。现在有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建同志正好随机同往。到北平后，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给你安排。刘建同志去东北后，可以先跟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就以公开的身份，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浚泉、曾泽生他们的工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你要尽可能地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建立起联系后，你的第一步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

叶剑英给他写了两封密信。李克农说：“这个买卖主要就靠你自己去做了。”

“哎，中央首长真是把什么都考虑得仔仔细细妥妥帖帖了！”刘浩暗自在心中慨然喟叹。直到此刻，他还深深沉浸在被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接见，聆听他们指示、教诲的幸福激动之中。“要知道，他们都是日理万机的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啊！偌大个革命事业，该有多少军国大事需要他们筹谋处理呵！”

北平到了。

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李克农都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军调部”驻北京饭店。到了“军调部”，见叶剑英和李克农都早在等候了。原来，他们已接到中央通知在此专候。事关重大，刘浩一到，他们就直接把他领到叶剑英的房间，先听刘浩此行的情况介绍。

听了刘浩的汇报后，叶剑英先高兴地告诉他，卢浚泉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京饭店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派一个自称姓萧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叶剑英。当时恰巧叶剑英不在，就由工作人员接待，因而也就没有邀卢浚泉面谈。这很可能是一个好兆，说明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曾与中共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很可能马上就与共产党打内战有什么想法；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一次可利用的机会。于是叶剑英说：“上次未能与卢浚泉直接见面，这一次你带有朱总司令的亲笔信，正可以找他好好谈谈。”然后转头对李克农说：“是不是你和刘浩同志具体研究一下怎样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

“好。”李克农爽快地应着，起身把刘浩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后，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我想你现在要进入滇军，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二是怎么见卢浚泉。你过去同卢浚泉有过接触吗？”

“有过接触。”刘浩回忆说：“我第一次见他，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家里。那以后又见过几次，但都没有说什么。后来有一次，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才同他较为随便地交谈了几次。再后来他知道我的爱人禄时英是他的亲戚，关系似乎又亲近了一点。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谨慎，官场做派又浓，和他交谈总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这好办，”李克农说，“你去见他时就说是‘萧副官介绍来的’，他自然就都明白了。怎么见的问题估计好解决，关键是怎么去。现在卢浚泉的九十三军驻扎在锦州。你要是乘火车去锦州，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常被我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加强了防护，沿途盘查很严，不容易通过。我看，比较便捷的办法，还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装进入滇军防区。如果你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去向叶剑英同志报告一下。至于卢浚泉其人，以后慢慢来，也许当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是向前是退后，态度会比过去逐渐明朗。”

李克农似乎对一切都胸有成竹，说话简洁、明了，几句话就已把该说的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浩听着，对李克农的敬意不觉油然而生。他早就听说过李克农是中共最富有地下斗争经验、最具传奇色彩的“红色敌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早在中共中央设在上海时，他就是党的出色的保卫工作者了。后来，他是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到陕北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的联络局局长，是名副其实的“统战”工作的高层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的负责人，长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动魄惊心，为革命立下了旁人无法替代的不朽功勋。刘浩想，李克农真是名不虚传，把问题想得特别仔细、周到、严密，多么困难复杂的问题，他都事先考虑到了。自己虽也已搞过多年地下工作，但同他比起来，好像连门都还没有跨进。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借这次难得的机会，好好向这位党的秘密工作的“祖师爷”讨教讨教。他连忙点头同意李克农说的办法，一边盘算着等会儿如何向他开口。

李克农到叶剑英办公室去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叶剑英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跟美方代表团联系飞机。”说着，把叶剑英写的两封信交给刘浩，“这是叶剑英同志写的两封信，这一封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刘澜涛，这一封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程子华。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后要密封好，也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问题就解决了。”

刘浩接过信，不忙看，也没有想走的样子，只站在那儿不动，看着李克农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你还有什么问题？”见刘浩似还有话想说，李克农就关切地问。

“我有个请求，不知……”

“你说，你说。”李克农热情地说，“都是自己同志，不必客气。”

刘浩于是说：“我知道，中央交给我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一定努力去完成，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也异常艰巨，困难很多，对我这样在敌军工作方面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专家，经验丰富。我想请你给我指点指点，对如何完成好这次任务出出主意。”

听刘浩说得这么吃力，李克农不由笑了。“每次任务都有每次任务不同的特点，需要随机应变，灵活执行，并无一定之规。我也只是在实践中摸索，没有什么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李克农谦虚地说，“不过，一些原则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交换交换。你说指点也好，主意也好，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和你交流交流吧。”接着，李克农就像早有准备似的，有条不紊地介绍起来：

“我想，到一个新的地区去工作，首先要依靠当地和所在部队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在那里时间长，情况熟，关系多，我们要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组织一定要精干，发展组织要十分慎重，要做到少而精，不能过多过滥，发展过多了就会鱼龙混杂，混进一个坏人来就不得了，不但工作要受到危害，组织也要受到破坏。

“再一点是要重视广交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一点，对我们搞秘密工作的特别要紧。所以，对国民党军队中那些有爱国心、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军官，一定要争取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取得他们的信任。做到了这一点，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帮助。

“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也很重要。要看到，党有党争，派有派性，各党各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必然产生矛盾，敌人内部更是如此。比如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由于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歧视、排挤、分化政策，非嫡系部队对蒋介石的这种政策非常不满，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杂牌军与中央军和蒋介石的尖锐矛盾。这一点，你这一次去做滇军工作就可以大力利用。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你去做滇军的工作，对滇军内部的一些矛盾，如官兵之间的隔阂等，就不能利用。我们不能既去争取他们，又发动他们的士兵来斗争他们，那样就乱了。相反，我们还要通过工作加强他们的内部团结，以共同对付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你说对吧？

“此外还要看到，任何的敌人营垒都不可能铁板一块，也就是说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对国民党将领，那些比较靠拢我们的，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起义；有些你去争取他们起义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只要他们能保持中立，或消极避战，或对打内战不那么积极，或有意无意给我们透露一点情报，都是好的，我们都要争取。我说‘有意无意’是指有些情报要靠我们自己察言观色去获得，而不是对方直接提供。这就需要我们更用心计，更动脑筋。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做敌军工作和国民党搞特务那一套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一个是目的不同，再一个是手段也不同。他们的目的是为少数人的私利，为达目的，什么金钱、美女、威胁、恐吓、酷刑、暗杀各种卑鄙手段都用。我们则是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靠革命事业的正义性，靠爱国主义精神，靠党的正确政策，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的前途、利益着想，去说服、劝导对方，去启发他们的觉悟，并最终使他们自觉地和我们走到一起来。我相信，这些都注意到了，做好了，我们的任务是可以顺利完成的。你说呢？”

刘浩还沉思在李克农说的那些奥妙无穷的道理里，被冷丁一问，才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引得两人都不由哈哈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好，今天就谈这些吧。”李克农笑着说，“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这个买卖就主要靠你自己去做了。”

刘浩也笑着说：“感谢你的慷慨。你的这些经验和指示就是我最大的资本，多少钱也比不上呢！我一定用它去赚一笔大钱！”

“好了，”李克农最后又叮嘱了一句，“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来！”